王一鸣-改革要根据发展阶段和特征进行顶层设计

王一鸣:改革要根据发展阶段和特征进行顶层设计
编者按:2013年8月11日,我国(海南)变革开展研讨院在京举行题为增加•转型•变革变革局势剖析会。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森、我国经济体系变革研讨会会长宋晓梧、我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讨所研讨员张卓元、国家开展和变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讨院研讨员林兆木,及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开展研讨中心、我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安排的官员、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我国(海南)变革开展研讨院迟福林院长掌管。会议要点就当时经济局势、经济转型相关问题及变革的要点使命等进行了评论。以下是国家开展和变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讨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的讲话实录:第一点,关于增加。我国经济增加正在发作阶段性改变,基本特征便是从曩昔两位数的高速增加转向一位数的增加。我以为拐点实际上发作在金融危机前,2007年三季度经济增速就开端放缓了。从继续的改变进程看,有金融危机后外部环境改变的原因,也有结构调整和潜在增加水平改变等内在原因。外部环境改变是条件,内在要素起来更重要的效果。应该看到,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将是渐进的进程,不会像日本、韩国那样有突变性。一是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原有的开展形式使得这种内需潜力没有充沛释放出来,扩大内需能拉长经济较快增加的阶段。二是人力资本出资水平进步,虽然劳动力数量开端削减,但劳动力本质在进步,每年结业七百万大学生,人口质量盈利的进步抵消了人口数量盈利的下降。三是我国幅员广大,沿海区域失掉比较优势的工业能够在内陆区域连续生命周期。经济增速放缓,但这个进程会比其他国家要平缓得多。人口结构改变、劳动力数量削减,这个趋势现已呈现,但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进程。所以,既要看到经济增加的趋势性改变,又要看到这种改变的渐进性特征,这是我对增加阶段改变的了解。本年下半年,从出资来看,基础设施出资在采纳微影响办法后,增加不会有太大问题;房地产出资现在仍在高位,短期内也不会有大幅下降,房地产商场仍然比较热。制造业出资7月份目标是稳住了,假如国际商场有回暖的话,制造业出资还可能会有上升。我更忧虑的是潜在危险方面,当地融资渠道和金融范畴的危险。我觉得本年7.5%左右的增速能够完结,速度不是太大的问题,更重的是要注重潜在危险。第二点,关于转型。转型是以增加阶段转化为条件的。转型的内在是什么?首要应是,在工业结构方面,进步服务业增加值和工作比重;在需求结构方面,进步消费率,下降出资率;在收入结构方面,进步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要素结构方面,进步研制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经济占全国比例逐步进步等,无非是这些内容。而这种结构性改变都是以速度适度放缓为条件的,是以增加阶段的转化为条件的。你看近两年,从工业结构看,服务业比重明显进步;再看需求结构,上一年消费对经济增加的奉献超越出资的奉献,本年二季度出资奉献有所上升,这可能是由于采纳了微影响办法。还有要素结构,十一五研制投入占GDP的比重没有完结,这首要是GDP增加太快,虽然研制投入大幅进步,也难以赶上GDP增速。所有这些结构性目标都是以增加速度放缓为条件的。现在结构性目标在改进,但又开端忧虑速度了,这有点像叶公好龙。到底是要转型仍是要速度?速度和转型很难分身,要找到均衡点。结构调整要以速度放缓为条件。要速度就要拉出资,工业就会上去,结构调整就难以推进。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有渐进性,转型也具有渐进性。现在讲要建造消费型社会,但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也是渐进的。最近前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黄亦川先生的研讨仍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经过对不同类型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比较剖析,得出了自己判别。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结构比较平衡,消费率比较高,出资率比较低,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跟咱们国家比较挨近,出资率比较高、消费率比较低。而恰恰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跨过了中等收入圈套,结构比较平衡的拉美国家和一些东南亚国家没有跨曩昔。从居民收入增加速度来看,出资率比较高的经济体,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在一个阶段有下降,可是居民收入增加仍比结构平衡的国家要快。所以,转型也不是肯定的,不是立刻要进入消费型社会。我国具有大规模经济体特征,转型也更有渐进性。第三点,关于变革。我以为增加与变革是分不开的,潜在增加率不是固定不变的,潜在增加率的进步取决于变革。变革开放后经济增加三次大的上升,都是与变革相关的,都是由于变革进步了潜在增加率。转型也取决于变革,转型具有渐进性特征,转型的快慢取决于变革的进展。变革现在比较多的是评论下一步变革要点,但更重要的是依据开展阶段和开展特征进行顶层规划。从增加的视点碳变革,需求处理的便是培养新的动力。要继续推进商场化变革进程。最要害的便是要素商场化,推进土地、劳动力、资金商场的并轨,推进土地准则、户籍准则和金融准则变革。关于土地准则,现在到乡村看了今后,真觉得跟以往不一样了,现在从事农业劳动的基本上都是55岁以上的,略微年青的便是50岁以上。假如再往后走十到二十年,乡村劳动力就没有了,原有的农业开展形式走不下去了,必需求变革。应该加速推进土地流通,开展家庭农庄、农业合作社等规模化出产安排,这是一个必然趋势。有必要大幅度进步农业劳动力薪酬,招引青壮年劳动力进来,搞规模化出产和运营。金融准则变革,当时首要是加速利率商场化,这比预期的要快。这不是预先规划的,是由于影子银行的倒逼。影子银行的利率完全是商场化的,不加速利率商场并轨,就会构成监管套利。银行储蓄下降首要是双轨制引起的。最终,转型也取决于变革。转型之后,很重要一个要素,便是政府效果过大,功用过强,歪曲了商场,现在要加速简政放权,该退的退出来。还要加速流程再造,从前端办理为主向中后端办理转化,前端依照负面清单办理,中后端加强监管。现在一步走到位也很难。还有一个是财税准则。从中长时间来说,当地财税体系要重构,比方,消费税由价内转到价外,留给当地。再有便是财产税,这可能是未来底层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历。还有一个环境税。要给当地拓荒新的税源。假如是财产税、消费税而不是增值税为首要收入来历,当地政府的行为必定会有改变。实践的改变比咱们的研讨要生动,也比咱们料想的要快,走到这一步有必要往前走,当然也需求上层推进,顺势而为。我就说这么多。